从意大利到安哥拉,从伊拉克到中国,卢意鹏 (Luca Falqui)的足迹遍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一直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的组织中从事医疗卫生计划的实施、设计和应急管理及其发展。如今,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地区代表处医疗卫生项目主管,他在中国工作生活。
“中国非常幸运,能够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发展期。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例如成功地使1亿人口脱离贫困,”卢意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不过,其他国家仍面临贫困问题,而且十分严重。”
卢意鹏向记者强调,在日常冲突不断的国家,新冠病毒可能并不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除了新冠,战乱国家存在很多因为受到政治和军事形势影响而难以解决的问题。”
据卢意鹏透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约80个国家提供了帮助,如建议将新冠病毒纳入国家重点控制项目之中、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等。
此外,卢意鹏向记者表示,解决大流行需要国际社会各界的合作,而互相信任、共享数据是全球抗疫的关键。他认为,如果未来重塑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
《21世纪》:您曾在很多欠发达和战乱地区工作过。 当您在这些国家工作时,有哪些挑战?
卢意鹏:我从意大利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我曾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工作过,但是在那之前,我在非洲呆了很多年。事实上,安哥拉这个非洲国家是我开启人道主义者工作生涯的地方。我在不同的国家遇到的挑战也不尽相同。
当我在意大利时,我作为一名医疗专业人员,每天都在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中工作。然而,当我去阿富汗和伊拉克时,不仅是医院的工作环境,包括整个社会的形势,都是完全不同的。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冲突不断。除了卫生系统之外,大量的社会系统都遭到了破坏。
《21世纪》:阿富汗、伊拉克都是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它们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吗?
卢意鹏: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能力抵制冲突。2002年我第一次到阿富汗,当时这个国家已经30年没有发生任何矛盾冲突。因此,当长期慢性的矛盾冲突突然袭来时,整个国家系统都被打乱,当地老百姓们很难适应这种变化,时常会觉得生活很绝望。
《21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很难想象这些国家的老百姓的生活日常。能否请您多分享一些您在这几个战乱国家的经历?
卢意鹏:中国非常幸运,能够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发展期。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所以面临的挑战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例如脱贫工作的有力开展,成功地使1亿人口脱离了贫困,这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重要突破。
不过,不幸的是,伴随着经济衰退、矛盾冲突、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其他国家仍面临着贫困问题,并且十分严重。因此,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这些国家的老百姓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21世纪》:在这些国家的工作生活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卢意鹏:我对当地人民强大的适应力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当我在非洲开启我的人道主义职业生涯之时,尽管当地人民正在经历诸多困难和挑战,他们仍然能积极地面对。
我时不时就能看到他们载歌载舞的身影,或许这就是他们应对悲伤和痛苦的方法。这是非洲人民热爱生活的魔法。我之后在其他一些受战乱纷扰的国家也发现了这样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1世纪》:去年以来,新冠病毒已然成为世界讨论的焦点。新冠病毒大流行对这些战乱国家有哪些影响?
卢意鹏:我必须要说的是,在日常冲突不断的国家,新冠病毒可能并不是他们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些国家多年来一直面临着艰难的处境,所以新冠病毒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生活的困难,也使想要帮助这群人的组织和人员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但是,也有一些像也门一样的国家,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就得考虑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当地导致了很高的死亡率。
因此,除了新冠,战乱国家存在很多因为受到政治和军事形势影响而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完全靠疫苗和防护措施,也并不掌握在医疗专业人员手中。
当前每一次的人道主义危机,至少80%都是由武装冲突引起的。就在我们交谈的这一刻,全世界至少有一百起冲突正在发生。
《21世纪》:您也参与了不少人道主义医疗援助。请问这项工作是否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影响?
卢意鹏:影响确实是有的。依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力量,我们得以拥有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援助物资。
我们也已经把应对新冠病毒归入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列表之中。然而,我们发现,许多国家的常规疫苗接种量正不断下降,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冠病毒上。
随之而来的是其他种类疾病的重新流行和传播,比如麻疹、小儿麻痹症、白喉等。这确实是关注新冠病毒间接导致的后果。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维护公共医疗卫生在有些国家并不是其工作的首要任务。
《21世纪》:请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以推动对这些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
卢意鹏:我们已经在许多国家都开展了相关的活动。我们完全有能力维持物资的供应,来帮助那些正与外界隔离和拥有大量难民的国家。
做好防控这一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地区。这样的方法在中国武汉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完善的体系和机构并不是每个地区都具备的。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保持先前的工作进程变得十分困难。我们的工作重心在于新冠病毒的防控,而不是治疗,即确保没有新的病例出现。
我们参与和支持多个国家的社会建设活动。我们建立关系网络,与世界各地的国家、社会,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开展合作。我们也支持各国卫生部的工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的组织在非常不稳定的地区也会开展工作,即使很少能有其他的组织同行。我们还设法帮助那些经常被非国家武装组织控制的民众。这些都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重要特点。
《21世纪》: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请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了哪些工作?
卢意鹏:像我先前说的那样,我们为约80个国家提供了帮助。我们提出建议,将新冠病毒纳入国家重点控制项目之中,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建设病毒防控的系统,以及动员各方共同应对。因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与各国政府讨论和谈判,有时也需要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互动。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建立起了相关人际网络。
《21世纪》:目前疫苗不平等是个严重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卢意鹏:就疫苗而言,只有所有人都安全了,个人的安全才能被保证。提供公平获得疫苗的途径十分重要,这不仅仅是平等权利的问题。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人没能接种疫苗,就算只有很少的国家没能达到所谓的集体免疫,病毒还是会继续传播,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种类的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不幸的是,目前来看,变异病毒不仅会导致更多的病例出现,还有更强的致命性糖心vlog。
我认为这不仅是公平和权利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21世纪》:如何确保落后地区的老百姓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卢意鹏:我们已经拥有了相关的运行平台,比如COVAX。关于将成千上百万剂疫苗送到有需要的国家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方法。但是,问题不仅在于疫苗供应,还关乎背后的资金支持。因此,不同国家存在多种差距,有医疗药物的差距,也有资金的差距。
现在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将产能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使其能够自主生产疫苗。
然而,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才开始讨论,而是应该在先前和平稳定的时期就开始准备。
我认为我们在开始的时间上有点晚了。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在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应该开始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同时,对于许多其他部门来说,问题不只是如何开发新冠疫苗,而是如何将其推广到世界上目前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21世纪》:新冠病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您看来,各国应该如何共同努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卢意鹏:不幸的是,新冠病毒揭开了一些已然存在的灰色地带,展现了很多不足。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信任的缺失、全球凝聚力不足、协调和沟通不畅。
因此,不仅国家之间需要更好地沟通,建立更值得信赖的关系,社区也是如此。
当针对新出现疾病的疫苗出现时,自然而然的,社区的人群会对新疫苗犹豫不决。
因此,信任是让社区人群配合的关键,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埃博拉病毒暴发规模小,但是死亡率相对而言非常高,传播方式也比新冠病毒复杂。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过去20年里饱受社会矛盾冲突的影响。这令该国的埃博拉疫情雪上加霜。
当时,那些努力为社区服务,帮助接种疫苗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遭到了大量的攻击和反对,其中有当地文化和信仰的原因,有不同派系间不和的原因。
因此,埃博拉病毒暴发的严重程度与病毒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效果,包括对医疗工作者的攻击,还有周遭环境充斥着的暴力因素,这些使得疾病的控制变得异常艰难。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新冠病毒,正是因为有了来自不同渠道的支持和帮助,比如世卫组织、各国的医疗卫生部、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才达成了各国民众与国内资源以及国际机构的通力合作。
所以,拥有足够的信任和共同的立场对解决新冠病毒来说至关重要。
《21世纪》:请问应该如何改善当前的状况?
卢意鹏:在疾病的防治方面,目前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例如,当新冠病毒在中国开始大规模传播之时,中国非常及时地分享和更新相关的数据,尤其是在病毒的序列方面。
这为其他国家和实验室的专家提供了数据支持,从而帮助他们想出治理的方法。
共享数据、确保数据的透明性,是第一要义方针。目前,全球各地都实现了相关信息的共享,这是医疗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础。因此,我认为,信息共享和透明化是交流沟通和合作的关键。
《21世纪》:您提到中国的数据透明化为疫情的治理提供了很多帮助。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卢意鹏: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其他国家提供疾病治理方面的帮助。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段历史始于1963年。
这次向各国提供疫情治理方面的帮助,也体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持续性。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包括很多的非洲国家,中国都提供了帮助,开展了合作。中国派出了很多新冠病毒方面的专家,带来了先前在与病毒搏斗的3、4、5个月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
中国已有两种疫苗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认可,这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长远来看,重视防控会比研究治疗方案更多地帮助到那些疫情严重的贫困国家。
《21世纪》:那么各国在国际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合作,这种模式是否有可能实现?
卢意鹏:在过去的10年,尤其是在当我们谈论到全球医疗卫生这个话题时,我们看到的景象是,相关的场所和规模有所增加,参与讨论和谈判的人数也增加。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参与进来,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发挥作用。
全球医疗卫生不是“白人专属事务”,而是关乎集体利益的事件。它也不是掌握在某一个部门手中,而是需要多个部门参与合作。
新冠病毒暴发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科学和政治的作用。但是,在专家提供适当的建议之后,政治家能否为集体利益考虑,做出有效的决策,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又重新回到了信任的问题上,我认为信任十分重要。
我不认为有一个组织可以担负起协调所有不同机构和人员的责任。面对政府官员、科学专家、民众百姓、制药部门和私营企业,谁有能力来承担复杂的协调工作呢?想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因为每个参与者的意见对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和做出最佳决定来说都十分重要。
《21世纪》:此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卫生系统中存在诸多问题。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卢意鹏:首先,这次的问题不仅仅出在医疗专业人员身上。这也不仅是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危机。这是不同组织和机构共同的危机。
当今,全球卫生问题必须由不同力量、机构部门和专家共同协商解决。在处理同一个问题上,面对不同的观点,会很难进行有效的协商,并找出适合的方法。还有就是全球公共卫生平台的不足,以及目前在“防控还是治疗”决策上的争论。
中国已经充分证明了,做好防控比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更加重要。但是,欧洲和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则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疾病的治疗领域。这种做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造成医院的拥挤,以及医疗设备供应的不足。当地的医院总是挤满了新冠病人,然而这些病例是完全可以在恶化之前就得到预防的。
所以,这涉及到治疗和防控工作之间的平衡。在初期,面对疾病,即使是医疗专业人员也没能受到专业的保护,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帮助其他人。
医疗专业人员和病人的心理健康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人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还有可能长期存在的“新冠病毒综合症”。这种病症带来的主要是神经和精神上的影响。
当下的情况十分复杂,除了新冠病毒本身,还有其他多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影响着病毒治理工作。因此,如果想重建一个灵活性和抗冲击能力都更强的公共卫生系统,我们得考虑到多重因素。而基本的卫生保健即使是在先进的系统中,也应该是优先考虑的问题。
《21世纪》:您认为在重建全球卫生新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卢意鹏:就治理举措和硬件设施建设方面而言,中国目前已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还想强调一下中国对软件设施建设的影响。中国具备一个范围非常广的外交网络,中国声音在不同程度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国支持全球卫生系统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这场疫情危机爆发和持续的根源,就是政府管理的缺失。软件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政策方针的制定和信任的建设,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参与到协调体系中来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可以在与各个国家分享交流的环节中表明中国态度,从而推进整体的工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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